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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维在1929年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之后回国,他也曾经在德国柏林大学深造过弹道学,回国之后便在国民政府军政部担任参事一职。
1932年,俞大维奉命前往瑞典,与博福斯兵工厂洽谈购买火炮的事宜,他此行的任务是采购瑞典博福斯兵工厂生产的75毫米山炮。
这种山炮虽然由瑞典博福斯公司生产,但在其设计制造的过程中,德国克虏伯公司与博福斯之间有着技术合作伙伴关系,因此它的设计有深厚的德国血统。这种火炮性能出色,操作也相当简便,国民政府方面对它颇为满意。
在谈判结束之后,厂方依照国际军火贸易的惯例,向俞大维提供了一笔数目不菲的回扣。俞大维并没有把这笔钱收下,而是仔细计算了一番,发现这笔回扣恰好还能够再买三门同型号的山炮。于是,他便向厂方表示:“这笔钱刚好够再加三门炮,但愿你们赶工,十五门炮一起交货。”
博福斯兵工厂的负责人感到十分意外。他们从事军火交易多年,还从没见过有买家把回扣这样操作的,工厂高层深受触动,也对俞大维的廉洁操守很是认可。
1928年,国民政府逐步调整对外军事合作方向,开始积极寻求与德国建立军事合作伙伴关系。实际上,双方的初步接触早在1927年底便已经开始。
那时,德国陆军上校马克斯·鲍尔就曾以私人身份抵达上海,与蒋介石进行过商讨。而到了1927年12月,鲍尔上校率领着由多名德国军事专家组成的顾问团正式来到中国,后续逐步开展军事顾问工作,这标志着中德军事合作的正式启动。
国民政府之所以选择德国作为主要的合作对象,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德国国防军被大幅裁减到仅十万人,这使得大批拥有丰富实战经验和专业方面技术的职业军官失去了用武之地。
这些人既掌握着先进的军事理念,又渴望寻找新的舞台来施展自己的抱负。而德国方面同样需要中国,因为中国拥有丰富的战略矿产资源,其中最令德国垂涎的就是钨砂。要知道,无论是制造坚固的炮管,还是生产耐用的枪管,不能离开钨这种非常非常重要的金属元素。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多名德国高级军官先后担任了驻华军事顾问团的总团长。1933年7月,著名的德国陆军上将汉斯·冯·塞克特来到中国,1934年正式出任总顾问后,他经过全面考察,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一份雄心勃勃的陆军整军计划,其目标是按照德国的装备标准和训练方式,逐步打造出60个德式调整师。
1935年3月,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接替了塞克特的职务,担任顾问团总团长。法肯豪森将军做了一件对未来的抗日战争至关重要的事情,他基于自己对日本陆军的长期观察和深入研究,撰写了一份极具战略眼光的《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
在这份建议书中,他为未来可能爆发的中日全面战争,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战略防御框架。蒋介石在仔细阅读之后,在这份建议书的旁边亲笔批示了五个字:“最后抵抗线”。
在经济与贸易层面,中德两国的合作也迅速升温。1934年8月2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德国合步楼公司的代表在庐山牯岭签订了《中德原材料以及农产品与工业及别的产品互换条约》。
根据这个条约,中国可以用钨砂、锑、锰等战略原料以及农产品,来换取德国先进的工业产品,特别是军火武器。
到了1936年5月,中德两国政府又进一步签订了《德华信用借款合同》,德国向中国提供了一亿马克的商业信贷额度,这使得中国能够用贷款来购买更多的德国军火与工业品。在1934年到1938年的这几年间,德国对华的军火出口量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中德贸易进入了短暂的“蜜月期”。
这是一笔各取所需的买卖。中国得到了渴望已久的现代化武器,而德国则获得了维持其军事工业运转所必需的钨砂。
直接从国外购买武器固然能解一时之急,但这终究是一笔巨大的开销,而且并非所有的武器装备都能顺利地从国外直接买回来。
1934年,国民政府兵工署经过评估,决定将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ZB-26式轻机枪作为中国军队未来的制式轻机枪,并着手对其进行仿制。
这种轻机枪性能优秀,口径为7.92毫米,采用20发的弹匣供弹,最为突出的优点是它的枪管在持续射击发热后,能够迅速地来更换,这对于保持火力持续性的意义十分重大。
ZB-26式轻机枪自1926年定型量产之后,便通过种种渠道传入了中国,一线作战部队在使用后都对其赞不绝口。
然而,捷克的布尔诺兵工厂对这款武器的生产技术封锁得非常严密,他们根本不愿意向中国提供任何核心的技术图纸。在没有正规技术转让渠道的情况下,兵工署的技术人员只能另想办法。
1934年,兵工署在派员赴捷克监造和验收一批订购的ZB-26机枪时,技术人员利用这一机会,对样枪进行了测绘研究,从而确定了相关的生产公差细节和参数。回国之后,技术人员们便依据这一些测绘数据,夜以继日地绘制图纸、制造样枪。
仿制工作最终取得了成功。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各地的兵工厂,包括大沽造船所、巩县兵工厂以及金陵兵工厂等,都在全力以赴地仿制这种轻机枪。
中国购买和仿制的捷克式轻机枪总数,累计超过了十万挺。这些源源不断产出的机枪,被大量配发到部队的连排一级作战单位,成为了步兵在战场上最重要的火力。
官兵们把从国外进口的原版枪和国内仿制的枪,都统称为“捷克式”。这在当时是工业基础极度薄弱之下,为满足战争需求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不得已的办法。
瑞典博福斯M1930式75毫米山炮确实是当时很优秀的武器。它的最大射程达到了9150米,这比日军当时装备的九四式山炮多出了850米,在战场对射中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它的操作也相当简便。国民政府曾先后向瑞典方面采购了120门这种山炮,并用这些火炮组建了2个独立炮兵旅和2个独立炮兵营,以及部分精锐师的炮兵营。
120门炮听起来这个数量似乎并不少,可是国民政府面对的敌人是日本,一个已完成了工业化的军事强国。
中国拼尽全力才买来的这120门博福斯山炮,再加上从德国进口的48门sFH 18型150毫米重型榴弹炮,全部算在一起,像样的现代化重炮也不过两百门上下。
而反观日本,一个常设师团的编制内,就配备有36门75毫米口径以上的野炮和山炮,这还没有算上军直属的、可以每时每刻加强到师团的重炮兵联队。
就算德国人把全套的山炮设计图纸都无偿地送给中国,也根本炼不出合格的炮管钢。
当时正在湖南株洲兴建的炮兵工厂,由于工业基础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建了好几年都没能完工投产。没有一个完整的、成体系的重工业底子做支撑,从国外买回来的武器再多,也不过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罢了。
国民政府把手中十分有限的资源,集中投注到了几个嫡系的精锐师身上,而对其他非嫡系部队的装备和补给,则往往只能采取凑合和拖延的态度。
蒋介石抱有一种过于乐观的估计,他一度以为,自己三个德械师的战斗力,就足以在正面战场上抗衡日军一个常设师团的进攻。
但真正到了战场上,结果却根本不那么一回事。按照编制,一个完整的德械调整师大约有1.14万人,下辖两个步兵旅共四个团,装备包括约6000支步枪、超过324挺轻机枪、74挺重机枪,以及由步兵团属迫击炮连配备的24门82毫米迫击炮。
而日军一个标准的常设师团,下辖四个步兵联队,编制兵力约为2.5万人。单看每个步兵联队,就拥有大约3000支步枪、81挺轻机枪、24挺重机枪、108具掷弹筒,另外还配有6门步兵炮和4门速射炮。
如果仅对比一下步枪和轻、重机枪的数量,德械师看起来还不算太落下风。但是,日军步兵的支援火力有大量的掷弹筒,在营团一级还有专属的步兵炮和速射炮,而在师团一级更有强大的师属炮兵联队。
此外,在他们的头顶上,有陆海军的飞机盘旋轰炸;在他们身后的黄浦江和长江里,有军舰用大口径舰炮提供火力支援。
把三个德械师全部的重炮加在一起,其火力甚至还不如日军一个师团属炮兵联队。这根本就不是一场同级别的较量。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正式爆发,8月14日,双方的交战全方面进入白热化。
为了这场关系国家命运的战役,国民政府把手上最精锐的部队全都投放到了战场上。第87师和第88师作为主攻部队率先出击,而第36师则作为战略预备队待命。
当时,驻扎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兵力不过大约3200人。中国军队在兵力上拥有接近十比一的非常大的优势,可是他们连续猛攻了十多天,却始终没有办法啃下这块硬骨头。
到了8月23日,战场局势发生了变化。日军增援部队陆续抵达,这中间还包括第3师团、第11师团以及稍后登陆的第101师团等精锐部队。
在随后的三个月时间里,这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德械师,就像被投进了一台巨大的绞肉机里一样,不断地填入,又不断地被消耗殆尽。
战斗进行到10月5日至9日,仅仅在这五天的时间里,参战的德械师部队就伤亡过半,整体的战斗力急剧下降。
淞沪会战中,第88师共伤亡了三千余人。教导总队同样也遭受了惨重的伤亡。第87师在整个会战期间曾先后补充兵员达四次,累计伤亡人数高达一万两千余人。很多刚刚补充进来的新兵,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训练,甚至连手中的步枪都端不稳,就被匆匆送上了前线。
日军有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有停泊在江面上的军舰提供巨炮支援,还有在平原上横冲直撞的坦克和装甲战车。而中国士兵手里紧紧握着的,只有手榴弹、捷克式轻机枪和老旧的步枪。
他们并不是缺乏勇气,而是敌我之间在装备力量和工业实力上的差距,实在是过于悬殊了。
11月12日,上海最终失守。残存的德械师部队撤往南京一带进行紧急休整和补充。
由于在上海会战中元气大伤,加之撤退过程中的混乱和指挥失当,德械师在随后保卫南京的战斗中,虽然作为守城主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终究是因为伤亡惨重而在突围过程中损失了大部分的兵力。
南京城被日军攻破之后,大量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官兵被日军俘虏,继而惨遭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第36师、第87师、第88师以及教导总队的番号虽然还在,但部队的骨干和老兵几乎已经损失殆尽了。
德国与日本早在1936年11月25日便已签订合作协定。到了1938年2月,德国政府出于全球战略的考量,正式承认了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随后在1938年7月召回了全部在华军事顾问,并逐步缩减对华军火供应,直至1939年9月完全停止军火输送。
面对这一绝境,国民政府不得不转而寻求与苏联进行合作,苏械师由此接替了德械师的位置。
德械师,这个曾经承载了无数希望和重托的名号,就这样匆匆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他们在战场上留下的,除了那些散落在焦土之上的德制M35钢盔,更有一段用无数年轻士兵的血肉之躯所铸就的、悲壮的历史记忆。
俞大维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始终都在重庆等地主持着兵工署的工作,领导着后方的兵工厂为前线坚持生产,一力支撑了八年。
那笔回扣换炮的往事,他一直都没有对旁人提起过,直到几十年之后,这段往事才在偶然间被人们重新说起。1993年7月8日,俞大维在台北因病去世,享年九十六岁。
而那些曾经头戴德国钢盔、手持捷克式轻机枪、义无反顾地冲向日军阵地的德械师老兵们,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最终都没能留下自己的名字。
在淞沪战场硝烟弥漫的废墟上,他们心里明清楚自己的火力要比敌人差上好几个等级,可他们没一个人停下冲锋的脚步。
正是这些极其普通的中国士兵,用自己的生命与鲜血,拼出了那无比宝贵的三个月时间。他们彻底打破了日军妄图“三个月”的狂妄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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